习近平：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内容摘要：　之所以说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理解，是因为它和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的主流理解并不一致。

之所以说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理解，是因为它和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的主流理解并不一致。

从H?berle的主张，可知他对立法者的积极作为抱以很大的期待，这也是H?berle与施密特的理论的不同之处。（2）限制制度与废止制度之间的界限难以划分。

12他还认为，属于这一类型的制度性保障包括：乡镇的基本权利、禁止设置例外法院的规定、婚姻是家庭生活的基础的规定、星期日为休息日的规定、私有财产权的规定、公务员权利的规定、对科学研究自由的保障等等。16 施密特的制度性保障理论既有创新的一面，也有务实的一面。它的特殊性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该条虽然位于公民基本权利部分，[①]但却没有体现出明显的权利特征。家庭只能作为一种制度而受到宪法律的保护。同时，立法者的限制本身也存在限制，即立法者不得对制度的核心进行废止或改变。

26 比如我国《婚姻法》第三章就是家庭关系。构成性规则是创造了某种活动的规则，比如下棋的规则并不是调控一种先在的活动，相反，是下棋的规则创造了下棋活动的可能性。中国的政党和议会制度尚处于婴儿时期，就要面对着举起泰山的重任。

（说明三）：临时约法第四条，规定以参议院等机关行使民国之统治权，所谓统治权者，与该约法第二条所谓主权，是否同物，殊不明了，今不采用，使名号归一，观念不淆。在该文件中，国民党作出了重视国权的姿态。主张国权者，必欲稍予大统领以节制权（即政治的职务）。在上一个阶段，梁启超在四个维度构成的参照系中界定国家：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天下而知有国家。

实际上，卢梭也非常忧虑人民缺乏足够的智慧，因此设想了一个智慧高超的立法者来为人民立法，但根据《社会契约论》，立法者并不掌握立法权或行政权，甚至根本不是主权者的成员，而只是个建议者，最终还是要由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来决定是否采取他的法律。袁世凯的境况根本不像从容的普鲁士腓特烈大帝，而是一个救火队长。

政党多以暂时利益合，而不以政纲合，纪律松散，跨党现象盛行，甚至国会中的政党也对本党议员缺乏实质控制力。当通过议会政治或公共行政来进行政治整合的方案失败之后，中国出现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整合机制：列宁主义政党。在作于1905年的《开明专制论》中，他认真思考了以人民主权为号召的暴力革命在中国可能造成的结果。智利、葡萄牙宪法，特著主权在国。

今各国从之，盖时宜也。而革命党与亲革命党人士，如王宠惠、戴季陶、李庆芳、姜廷荣等人主张主权在民。议会之中虽然党派众多，但党争受到君主抑制，不至于妨碍大政方针。詹姆士一世兼任英格兰国王和苏格兰国王，但他在法理上无法将两个国家合并在一起，因为它们有自己不同的议会。

人们很难想象一种不承认主权在民的共和国。由此看来，康有为是将nation当成与民相对的国了。

康有为对nation的这一理解，从今天来看当然是一个知识上的硬伤。任务愈重，它们愈发显得混乱与无能。

文明历古人、今人和后人传承不息，便是其价值的佐证。即便宪法文本是全新的，它的运行也依赖于无数不成文、甚至不可见的规范。国民随着国家的创建而形成。这一思考具有强烈的时代针对性。从一开始，他重视的就是主权在国学说所要维护的普鲁士-德国政治模式。在国际上，不利于中国向列强争取权益。

到底是以议会为重心，还是以行政权为重心来实现国家整合，才是1913年主权在国与主权在民理论对立的核心问题。在大约1890年代初改定的《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试图探讨出自几何公理及最有益于人道的制度。

既为有机体，则不得不循生物之公例，以竞生存于优胜劣败之林。他从其所处时代的激烈国竞状况入手，得出固凡议员皆代表全国的结论。

其自立之道，自其政治、教化、风俗，深入其人民之心，化成其深思，融洽其肌肤，陶冶其群俗，久而固结，习而相忘，谓之国魂……人失魂乎，非狂则死。主权所在的国家，因而也不仅仅是活着的一代人意志的产物，而是无数代人的实践层层累积而成的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

而1913年国民党的追求是将总统彻底变成一个虚衔，将实权归于由议会多数党产生的内阁。北洋政府行政系统中的领导人物多为前清旧臣，素受旧学熏陶。公务员的利益被假定与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一致的。换而言之，康有为在起草他的宪法草案时，已持有某一种先入为主的国家观念。

不尔，则是有命令者，有受命者，不得为民约也……三曰，其国民必须全数画诺也。但在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现代共和主义传统中，对nation的理解并不存在国与民的对立。

在1912年5月所作的《国会选举案》（即康有为为民国新国会起草的选举法建议稿）中，康有为将德国政制的精神界定为以国为重： 国会者，国民之所会也。康有为提到的葡萄牙宪法情况也非常类似。

于是，在《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总统：他既是国家元首，也是行政首脑。但历史往往是一个将错就错的过程，在历史变迁中起到构成性作用的知识错误，往往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历史过程的重要切入点。

下文即转向梁启超，来验证这一假设。波伦哈克和伯伦知理一样，对人民能够自发地结成一个具有自治能力的共同体表示深刻怀疑，只是波伦哈克从冲突论的角度，对这种不可能性作了更深入的阐发： 夫无论何国，其社会上、宗教上、民族上及其他种种关系，莫不错综分歧。固凡议员皆代表全国，而非以代表人民地方焉。中国的儒家传统，以及从这一传统中生长出来的经义、典章、律例、法规，在经过必要的增益之后，仍然应当成为中国共和宪法的渊源。

救国心切的康有为没有兴趣对volk、staat等概念进行细致的辨析，他期待中国产生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央权威，尽快推动物质建设与制度变迁，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1913年的主权争论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它建立在片面的对于民的理解之上。

在袁世凯称帝并很快失败身死之后，北洋军阀四分五裂，类似1912－13年的宪法大讨论也从此销声匿迹，主权在国论也沉入海底，很少被人提起。笔者越过梁启超的介绍，阅读伯伦知理原文发现，伯伦知理其实并不完全抵制国民主权这样的用法，只要国民被理解为一个在现有国家形态中组织起来的、具有单一法律人格的有机体，他完全可以接受国民主权。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康梁主张赋予总统领导下的公共行政体系以更大的政治整合职能，并以行政精英普遍信奉的儒家思想作为国家重新整合的意识形态工具。但这一条件，在伯伦知理/梁启超看来是不可能的。